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争吵的呢？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在那个房间里剧烈争吵的情景，可能永难忘怀。考研那年，我们分别租了房子，告别了宿舍集体生活，有了自己的空间。我租的是校内青年教师公寓，她租的则是学校附近的一栋可以望海的小阁楼，房租不贵，但房间非常好。我很羡慕。

  而且惊喜的是，有一对秋千就在楼下，但遗憾，它们被如蟒蛇一般的灰色粗绳缠了起来，人依旧可以坐在上面，但摇摆的幅度是很小的。我跟她都喜欢荡秋千，看到公园的秋千，无论如何都得去荡两下。不管怎样，有秋千就是美的事情。

  你至今都记得那房子的布局。研究生毕业前夕，她生日那天，你送给她一首诗——《一次告别》（你们即将在两个城市工作）。借着学生生涯终结的伤怀，你酝酿了一个多月，这首诗是对你们关系的回顾，某一些程度上，也是不祥的预言。显然，那房间一定会出现：

  我时常穿过校园去找她玩儿。2011年新年第一天的傍晚，大雪，我们备好零食，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们都不懂古典乐，但依旧是觉得那个气氛很好，借由这场全球直播的盛会，在新年伊始，仿佛与更广阔的人联结在一起。

  我们也一起在电脑上看电影。一个明媚的午间，我过去找她，说下午不学习了，一块儿把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给看了吧，之前就想看的，当放松好了。那部电影叫《牛仔裤的夏天》，主角是一个小屁孩儿。我俩局促地坐在略窄的写字台前。看着看着，我就觉得不对劲——这电影太幼稚，几近无聊。我扭头看她，她正聚精会神看着电影呢。

  “有点没劲儿。”我嘟囔。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唔了一声，说，有点，不过也还行吧，看看再说呗。我不说话，继续看。又看了十多分钟，我实在难以忍受，旁若无人地说，这也太幼稚了，不看了！她说，也行，不看了。

  几天后，我到她阁楼，进门后，看到她的电脑全屏画面，不是别的，正是《牛仔裤的夏天》中那个倒霉小屁孩儿。我手搭在她头顶，说：“咦，你自己又接着看了啊？这弱智电影，嗳——你真行……”她有些害羞，像做错事被逮个现行的样儿。她说，电影没看完，就想着还是看完……我才知道她是喜欢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她说这电影还有续集，拍了第二部。我奉上嘲讽。

  很多这样的时刻，你过于强势了。你有一种“不假思索”和“理所应当”的倾向。你认定的标准当然是正确的，你以为。有太多这样的时刻，她迁就着你，你却take it for granted（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认不出这是些很贵重的时刻，随之而来的，是你也无法认出她情感中最珍贵的部分——你是一个粗心的掠食者。但更令人心碎的是，这样的宽容，却是以一种愧赧的姿态进行着。后来的日子，你每每想到这一点，心就隐隐作痛，而痛的程度刚好与她的愧赧成正比。

  时隔九年，在厦大的湖边，你从老师那里得知一个真理：以自我为中心乃是最大的罪，它有另一个名字，叫“自私”。爱的对立面是什么？你好像被问住了。“爱的对立面并非恨，而是自私和冷漠。然而，好消息是，爱能遮掩一切过犯。”你才知道，爱，原来会出现在那些充满过错和罪的地方，后者就像人生的伤口，爱如温暖的大手，轻轻将其覆盖，随即，负伤的你感到了温煦。

  你愿意爱吗？爱哪些人？爱那些先爱了你的人？哦，这太容易了，然而，如果每个人都抱持这样的想法，这世上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有爱发生。你慢慢地认识到，一个人只有通过被爱，才能学会去爱。也正在于此，爱胜过了它的对手。你明白了克尔凯郭尔的深意：爱，出离了一切功利的情感算计，它驱散一切胡扯和模棱两可，一切犹疑；别再多说了，你去爱，你应当爱。（克尔凯郭尔《爱的作为》）与此对应，你后来还在文本细读的课上引用如下语句：“不爱是容易理解的，而爱却永远无法成为谈话的内容。”（洪子诚《读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和文体》引孙柏论文）

  你很喜欢《冷山》中的一句台词。茫茫黑夜与雪，山洞的篝火旁，主人公问：“你醒来后，听见外面呼啸的风声，此时你的心口因太想念某个人而隐隐作痛，你把那叫什么？”很早之前你就看过这一部优秀的电影，但须等到多年以后，方能为它加一笔沉重的注脚：她对你一次又一次羞赧的容让，就是你人生中彻夜呼啸的大风。

  在那个房间中，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争吵的呢？真记不清了。那次争吵好像是这段关系中最剧烈的一次，似乎也是第一次真正的争吵。我的面庞因愤怒而发热，表情一定是狰狞的，她声音的分贝也提了上来，对话越来越细密、紧张。在最剧烈的时刻，我的声音盖过了她，我觉得她不占理，而且，她也的确不如我会说。

  情绪到达顶点，我已不想再听她说什么了。就在这时，我如疯狂吼叫的演员，在舞台上做了一个令自己都稍感讶异的动作：我随手抄起桌上一把亮晶晶的不锈钢小勺子，伴随着猛力的喝止，狠狠地往地上摔去，咚的一声，由于地面材质的原因，不是金属般脆亮的声音，反而是闷闷的，勺子咕噜噜滚了几圈，停住了。

  房间变得空大，突然冷了下来，我认识到自己的嗓子已经沙哑，左手稍许发抖。无辜的勺子，我捡起它。我一时不知该干什么，左右为难。她已经用旧了的手套还摆在写字台上，拘谨而委屈；她布置新房间时，精挑细选的小碗正无言地待在桌上；还有那捞饺子用的大漏勺，也挂在墙上。她用这漏勺捞过热滋滋的炸土豆片，那是我第一次吃自制薯片。她说：“妈妈说我总挑又贵又好的物件买，她让我毕业后一定把这漏勺给带回家去。”

  我呆在原地。她没带钥匙。天黑了，这么冷，她会去哪里？我一筹莫展，拿起钥匙，下楼寻她。小区昏黄的灯光看起来就很疲惫。我迈着细碎急促的步子，先去临海一侧的小区大门，海风呼呼地吹。快要出大门的时候，我向右扭头，突然瞥见稍远处的秋千上坐着一个小女孩，路灯下，柔顺的头发显得乌亮，她安静地荡那秋千，双手自然地握在一起，脚尖稍稍用力，只是那厚重粗绳缠住了秋千，她并不能真正荡起来。那真是一个无辜的女孩。我心骤然一紧，走到她跟前说：“走，我们上去吧。太冷了。”她站起身，拍了下羽绒服的下摆。

  你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幕，寒冬路灯下，秋千上孤独沉默的女孩。某种程度上，这一幕成为了类似黑洞那样的存在，于倏忽之间，迅急地吸纳了你对她的一切亏欠和悔恨，它是高度浓缩的标志性画面。你后来想起它，总会呜呜痛哭。经过了剧烈争吵后，那个女孩在寒风中荡秋千。所有亏欠，都如海边大风，凭着这个带有原点意义的“空缺”，向你灌了进来，你再也无法招架，尤其是后来听到她说，你愤怒地拿起勺子的时刻，她以为你会打她。你诧异于她竟会这么想。“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对女生动粗呢？即使在最失去理智的时刻，你也压根不会想到这个选项，事实上，如果她不提及这种可能性，你连想都想不到。

  在后来的年月里，你多次回到威海，都会去小区逛一逛，去秋千那里看一看。你发现，秋千不再被缠住了，于是，就像那个夜晚，你也孤身一人，以一种迟到的姿势，蜷腿坐下，摆荡了起来。2021年暑假，你又只身来到这儿，一群小孩和家长就在秋千旁。你犹豫了，要不要再去荡一下？很多年过去，你再也不是大三大四的学生了，而立之年，你已为人师，如果被一群幼儿园小孩围观荡秋千，显然有些难为情。但你还是走了过去，用力荡了起来。天地晃动，秋千起伏的许多个瞬间，你都能想起那个无名的黑夜，她低着头，握着手，沉默地坐在被缠住的秋千上……你很想告诉她：这秋千，已不再被缠住了。

  我想我的过人之处，是我常常能（当然并非每次）仅通过她的一个眼神、一次蹙眉、一个欲言又止的瞬间、一副掠过的表情，就知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一些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话，或是与字面意思相反的内心活动。我都知道。

  她说：“你真是厉害，你咋知道我想什么？”她甚至觉得你能跟她妈妈相提并论。她有时开心地咧嘴笑，那样子在你看来憨憨的。“就这也能令她开心哇？”你常这么想。你这么容易就能读懂一个人，知道她隐秘的想法，你以为这是你的某种特异功能，又或骄傲地以为自己拥有一颗丰富而敏感的心。但你后来知道，这只是妄念，你并非对谁都有这样的魔力，与其说这是你单方面的力量促成，倒不如说这是由一种“关系性的互动”而释出的魔力。

  与她分手后，你时常揪住自己拷问，以至于这拷问成为你的心结。你总是在问，你可以易如反掌地让一个人单纯地咧嘴笑，你为何就不珍惜这种能力呢？这么容易让一个人快乐，为何不一直让她幸福下去？你为何如此残忍呢？你实在不想说出那句包含“失去”与“珍惜”的俗话，但事实上你诠释并实践了那句陈词滥调，你是一个不能免俗之人。

  她有个很动物性的习惯，就是闻气味，头发、衣服、皮肤，像小狗一样，反复闻，闻不够似的。她说她最喜欢的气味是妈妈身上的，其次大概是我的。我体会不到这一点，虽然后来在博士论文中做了感官方面的研究，对气味也是敏感的，香与臭，烟味、青草味、辛辣味、甜腻味，我都很敏感，但我却只是把这些气味“对象化”，后来又“知识化”，我从未真的进入气味世界，遑论用嗅觉这一生理机能去实践爱，或者说把爱落实到这个层面：闭上双眼，张开鼻翼，去拥抱，去搏斗，去辨别；进而，去习惯，去爱上某种源于自我生活的气味。我没有。它出空了言说、理念、逻辑、思考等等，它原始、野蛮、生机勃勃，它无所顾忌，它认准的是一种溢出知识范畴的“固有的东西”。

  有一次，她用带着猎奇的语调跟我说：“哎，你可知道，《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女主角用嗅觉就知道爱人是否出轨，闻一下，一切明了。这也太厉害了！”那语气好像她需要更加精进，去习得这样的能力。我唔了一声，心想，我也得看看这部小说。

  你时常对学生们说，知识，理念，以及对文本的感受力等等，并非仅仅依靠天赋、理性、刻苦而习得，有时候，某些珍贵的“得到”，一定依赖阅历、经验、挫败、泪水、铭心刻骨的悔恨等等很实际、很生活的东西。这番话有你的亲身经历来支撑。比如，当你的生命留下了她的辙痕后，你对《半生缘》的如下细节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解：“曼桢这种地方是近于琐碎而小气……曼桢有这么个脾气，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世钧）知道，因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

  这段文字，有一个重要的关口，在“越看越好”。这是对物品（她遗落的手套）的爱，是占有性的、孩子般的爱，在“越……越……”的句式中，爱，因一个重复的感官动作（看、闻）而得以增强。重复带来的喜悦伴随着一种不讲理的执念，它属于一个闭环，并不需要他者的参与。

  而颇见功力的是，这种对物品的喜爱，被张爱玲迅速迁移到世钧（被爱者）身上。由物及人，作为读者，一下子被这种“琐碎的”不讲理的爱，及随后而来的遗憾（“曾经属于”），深深打动。

  这是她赠予你的扎根于生命的崭新感受力，比什么都宝贵。因为最好的文学批评，是用自我的生命去写就的，是将自身的隐秘、反思、苦痛、欣悦等等综合地融进去。

  2011年，我准备考研，先是打算报考浙江大学，相关资料都买了，复习一个月后，发现其出题风格和方向均不合胃口，赶紧换学校。当时，我对思想史感兴趣，再加上历史学是全国统考，复习路径什么的很套路、很成熟，于是我想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成为许纪霖老师的研究生，但许老师跟我说他的思想史研究需历史学基础，便拒绝了我，并建议我转报本校文学专业。思考一番，我又把目标转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时间已来到了7月份，小半年时光被我蹉跎过去。你看，我只用几行字就概述了数次改弦更张，而这背后有一个忙不迭的亦步亦趋的身影——我每一次动作也都会导致她的改变。她从未抱怨。

  我们没有专门聊过这个事情，它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应该报同一个学校，但专业肯定不能是同一个，否则会造成彼此的竞争。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她则打算报考文艺学专业。我们也没有触及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即：如果没有同时考上，那之后怎么办？因为我们大约知道，不好的考试结果只能导致一个不好的恋情结果。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后来你备课时看到《伤逝》中子君说的这句话。你想起了当时不断考研换学校的光景，及那个亦步亦趋的身影。

  这句话的通行解读是从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着眼：子君被涓生“创造”了出来，当涓生听到她说出这句话时，心里有快感，其喜悦来源于观念的喜悦、改造的喜悦。但现在的你知道，涓生其实过度解读了那句话。你现在完全明白，这句话被子君说出后，其本身的什么“我是我自己的”自决性内涵早就飞走了——她是说给涓生听的，她知道涓生喜欢听的是什么。真正令她动心的，首先还是涓生这个人，以及能跟他在一起的“条件”。他们的爱不一样，一个爱具体的个人，另一个爱抽象的观念。

  令人辛酸的是，子君用一种“自决性”的观念装置，谋划了一次隐晦的“亦步亦趋”。子君的爱带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性”（与“观念性”相对应），因此不难发现，在他们热恋结束、开始同居后，二人对恋爱的回忆明显不同：子君总是播放涓生求爱时的细节动作，如同放私密电影（这种重复性也与曼桢相似），只是悲哀的是，子君在“重复”中一次次加深、确认着对涓生的爱，而涓生恰恰就是在这样的差异之中慢慢离弃了子君。

  2011年9月，我的成绩因排在班里第四名，以0.2分之差，错失保研名额。但鬼使神差的是，我争取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保研名额，可直接去面试。10月7日，我第一次去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那次面试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我的一点可观之处都挑不出。仓皇散会后，我在浦东机场，等待飞往威海大水泊机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飞往威海的人寥寥无几，候机区空荡荡的。我还心存侥幸，因为结果还没出来，就产生荒诞的想法：“也许最终录取我了呢？”

  登机广播响起，我起身，同时，诺基亚手机震动。我慌张点亮屏幕，映入眼帘的是“很抱歉地通知你……”几个字，无需再往下看了。那一瞬间，少年时期的失败经历被悉数召回，小升初，初中升高中，以及第一次高考，我都是失败的，发榜时的失落如经年的梦魇，总是攫住我不放，这次它又袭来了。“这是真的吗？我又失败了？”

  登机后，需立刻关闭手机。我一阵虚弱，感觉全身都软了。失败的消息意味着即使考研，我也无法再报华东师范大学了；这次算是提前进入复试。然而当时已经是10月份，两个月后就进考场了。再一次临时换学校吗？考试大纲和指定参考书，每个学校都不一样，肯定来不及了。怎么办呢？

  疏朗的机舱，我的位置靠近窗户，第一次坐飞机，但毫无兴奋。我有气无力象征性地看着万里高空的云朵。怎么办呢？要不考公务员吧，考研这条路就算了吧。一想到公的那些题目就头疼，更不擅长。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前途一片灰暗。我鼓励自己，这好歹不是高考，压力再大也比不上那时复读的压力大，就算考不上也是可以找工作的，回去赶紧做简历吧。

  飞机降落后，我打开手机，赶紧给她发了条信息，告知一下结果。她说：“机场大巴的停靠点在哪里，我去站点等你。”从乳山到威海市区，又是不短的大巴车程。我在大巴上，仍六神无主地思索接下来该作何打算，心是慌乱的，想的全是自己。而暮色与她同时来临，快到站了，我看到她站在那里等我。我不知她站了多久。

  你不知她站了多久。透过大巴暗色的厚玻璃看到她，你当时有一种心安之感，好像是有了依靠，怎么说，像是回家了。坦白说，那时你从未想过结婚这件事儿，“结婚？什么？结婚，那可是太‘大人’的事儿啊！”你总这么想，婚姻是很遥远的事情，你还以为自己是个孩子。这种观念甚至也感染了她，你们都觉得结婚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是遥远的事情。你并没有想过跟她结婚。因此，在那个时刻，那个逐渐接近站牌，她在等候你的时刻，你尚无法命名你的内心感受（这是你巨大的无能），然而，现在你则可以，她如同你的妻子。

  她对我说：“别慌，别急。”以前一起主编学院院刊《世纪风》时，她也总这样安抚我。每每我急躁，面对诸如排版、跑印刷厂、核算等等劳神事务时，她会对我说：“别急，我们一起来，总有办法。你别急。”我听到后，整颗心就舒缓下来了。所以，“别急”仿佛成为我的定海神针，即使跟她分手后，我遇到棘手之事，也会默念：“别急，总会有解决办法，别急。”

  最终，我决定还是考研，已不抱任何功利心，就以一种象征性的悲壮姿态，把这条路走完而已。考完后，就赶紧找工作。于是，我又开始去物色新的学校。她又跟着我一起选学校。

  选学校的指导原则自然是复习成本越低越好，譬如说，如果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那么笔试最好只考“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一科目。几乎没有这样的学校存在。我灵机一动，要不报考非文科但综合实力又不错的学校吧？我在211和985高校名单里挑，主要物色上海的大学，诸如东华大学之类。电光火石之间，想到了同济大学！对啊，同济，一提到上海，不就是“复旦”“同济”吗？同济大学以理工科见长，且需要复习的科目也更少。“要不就选它吧？”我扭头对她说。

  于是，赶紧去看同济大学的出题风格和方向，发现近几年总是考些港台华文文学，以及散文这一文体——这些都是较偏门的啊，我的薄弱环节。

  有天傍晚，风特别大，阁楼是14楼顶层，窗户被吹得嘎吱响。还坐在电脑前埋头比对学校的我，起身找废纸，打算将其卡在窗户缝隙，以阻止这吱嘎声。我找到一张用过的A4打印纸，正要打开窗户，她突然发现，这张纸是她作为学校文学社成员采访优秀毕业生的草稿，纸上赫然出现“同济大学”的字样。“啊，对啊！我咋忘了，是王学姐，她今年考上同济大学了！我们可以去找她取经！”

  如果没有那张纸，你们不会顺利去到同济大学深造，王学姐的硕士导师是研究生初试出题老师，王学姐后来告诉你们，老师偏爱的出题方向，提醒复习的重点，这对你都是意义重大的帮助。于是你们得以在上海，度过了两年半的硕士生涯，遇到了数位才华横溢、授课精彩的老师，你才知道，同济大学虽以理工科闻名，但人文学院的师资，却是你经历的几所高校中最强最好的。

  许多年后，你们相隔甚远，早已不再联系，你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她的一条状态，一张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照片，配上一句话，也许来自马雁的诗句：“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那时我们怎么会被钱害得这样辛苦？价格的尺度对于学生而言和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差别过于大了。那时，会因为仅仅贵两三百块钱，转而选择另一个选项，现在想来，真有些无谓。因为价格，我们拒绝过不少东西。那个阁楼的暖气，也是因为心疼钱，一开始没有开通。没有供暖的威海的寒冬是怎么挨过去的？太不可思议了。

  金钱的相对论——现在看来并不算高的数字，当时却很有压迫感，时常让我们很委屈。这委屈，在回望的视角中，又加倍放大了。现在流行一个词——童年报复性补偿，“童年”此处可代指一切“曾经如此渴望却无力得偿，而今可以承担却永远错失”的阶段或心情。

  我们都渴念着威海，其“独到之处在于她能一点一滴地留在你的记忆中，那些连贯的街巷、街道两旁的屋宇、房屋的门窗等等，虽然并不显得特别漂亮或罕见，却能占据你的记忆”（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在同济大学读研时，我常梦到它，在梦里威海变得更加纯白，马路的坡度更大了，我奋力骑着车，在清新的空气中追赶蓝天和大块云朵。所以，在同济大学的两个暑假，我们都回去度假，本来那里也凉爽。

  可问题是，威海的房租偏偏暑期最贵，价格是淡季的三倍有余。我们囊中羞涩，只能负担起一个月的房租，于是在不同的网页中辗转，挑啊挑，眼睛都看花了。这个房间不错，但只接受押一付三（三个月起租，且还得再押一个月房租），那个房间临街又太嘈杂；这个在经济开发区离市区太远，那个是海景房，显然又负担不起……由于有长时期失眠的经历，我对住宿环境又较苛刻，反复筛选的过程异常熬人。

  终于，还是找到了一家商用改民用的酒店式公寓，就在学校斜对面，水电费另算，但押一付一是很难得了。与房东讨价还价到彼此都腻烦的程度。那个房东操着纯正的威海方言（我们一直都不觉得它好听），音色粗糙，是个地道的胶东汉子，五大三粗，典型的海滨市民的肤色。他为我们这次极为晦暗的度假画上了充满恶意的句号。不夸张地说，我们经过这次旅行，伤痕累累，疲惫至极。

  刚搬进去后，一场罕见的台风来袭，我们被困在房中两三天，吃饭都成问题。我慢慢发现这个房间的问题，它是商业房改民用房，我们的斜对面、楼上、楼下，不少房间都被改造为公司办公室。而离我们很近的房间，是个暑期补习班上课的地方。原来，这栋大厦更准确的定位是写字楼。这意味着，每天一早，睡眠较轻的我都会被来补习的学生吵醒。当意识到这一点，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迅速凝聚足够多的乌云压在心头，整个房间遂具有很强的压迫性。这样的心情直接影响到了我对她的态度。

  你现在回顾那个暑假，还是认为，对这段关系而言，它是个具有很大伤害力的点，它很苦涩，很消极，似乎散发着毒气。在回忆之中，那一个月灰蒙蒙的。你第一次有虚耗之感。她在那个时候的状态也不够好，有些消极，即使现在看来也是。你们似乎都易怒一些，缺乏耐心，当然，你总是更糟的那个。

  威海、校园、你、她，这些元素都没变啊，但在那个暑假，好像一切又都变了。你现在知道，那其实应该是婚姻的一次预演，如果你们结婚的话，那一个月，可能就是婚姻中琐细、庸常、无聊、委曲的灰暗面之预表。那是一次考验。你们差一点没能经受住那次考验。

  我们迎来了极其寡淡的日子，这是本科毕业后第二次回威海，失掉了第一次的兴奋——它来自于一种延时的满足，刚离开故乡而萌发的浓烈思乡情终于在一年后得到满足。然而，正如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头表达过的，“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第二次才重要，但第二次也令人惧怕，祛除了兴奋的光晕后，它意味着重复，以及在重复之下被巩固的真相。

  台风过去，我们要打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她更多的是在公寓睡觉，而我则独自去那些眷恋的地方——去过了无数次，但仍可以再去一次；或者搭一班公交，任其将我带向某处。我手上拿一本从申城带来的《收获》或《小说月报》，在短途中打发时间。有一点毋庸置疑，我对威海的爱远超过她。我们之间的一个大不同是，我因威海本身，而热爱威海，她则是因为我而愿意回到威海。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她在那个暑假更多的是在公寓睡觉，白日永昼，她的睡眠似乎也是如此。后来我分析《荷塘月色》，作者深夜的“出走”与逃逸，而当“我”从荷塘回家后，发现“妻已熟睡好久”，文章戛然而止，有种无言的失落和孤独被作者精确地克制住了。这让我想起在威海的多次单独出行，这的确是有象征意味的，切实的物理距离也象征着某种情感和心灵的差异。

  你的硕士毕业论文业已写完，而她竟还未动笔。你开始督促她，也数落她，这是你爱的一种方式。你想要她更积极一些，更上进一些。

  你回想起，在考研复习的过程中，也是你多次提醒她要温习这个、练习那个；她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在你的催逼下完成的；在硕士毕业前夕的就业季，又是你拉着她去面试（而这次面试直接决定了她后面的人生轨迹，把她送去远方）。你现在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你爱的一种方式和表现，它无疑是诚挚的，但依然是以“强势”的面貌出现。

  所以，那个暑假，当你看到她总是在公寓睡觉，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动笔时，你有一种怪异的感觉，这不是好感受，这不是好事，它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差异导致的。直到现在，你都很难将其很好地诉诸语言。你现在觉得，这怪异之感，带有某种毒性，而这毒素，可能就内在于你的强势和去改造他者的欲求之中。

  成为老师后，你在课上借着梳理1940年代文学思潮与文本分析的机会，反复提醒学生“改造”一词的暴力性：“当你的朋友，无论在表述还是在行为上，出现了一种要‘改造’你的冲动，是时候考虑离开那个人了。当某种‘权力’试图改造你，你也要立刻意识到这一点。自我‘改变’‘颠覆’或‘反思’是可能的，更是应该的，但‘改造’，则不可以。”讲台下，是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你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领受了这些话。

  晚饭后，我们就去校园散步。可说的话并不很多，身处回忆之地，唯一无需过多谈论的就是回忆本身。

  走到校园一处有健身器材的露天健身场所那里，我们坐下来。我拿出手机，并没有什么理由。“一起听首歌吧，是我珍爱的歌曲，好像还从来没跟你分享过。崔健的《一块红布》。这首歌有不同版本，但最好的，还是收录在《解决》这张专辑中的录音室版本……你知道么，当崔健在柏林演唱会唱《一块红布》时，真的把一块红布蒙在了眼上。当他把红布蒙在眼时，他做到了歌手通常不会做的事情；当他开始开口唱歌时，他做到了诗人做不到的事情。这是我高中同桌告诉我的。”我激动地向她转述。

  “写得好吧！一块红布，蒙住了眼，便也蒙住了天，就那小小的一块红布，多么真实又新颖的经验！”我接着说，“注意听这句——‘我感觉这不是荒野，却看见这儿的土地已经干裂’，你细听他‘荒野’的发音，甚至出现了一种质朴的男性哭腔。他的声音，你刚开始听可能有点儿不适应，像一团鲁莽的气流，不按标准化的套路来，但一旦适应了，你会发现他特别感人。”

  歌曲中的小号声出现了。“每每听到那小号声，我都觉得真是神来之笔啊，崔健可真是天才，艺术感觉太好了，他对小号的运用丰富了世界摇滚史的配乐方式。”我边听边看着前方的草坪说。伴随着崔健的小号声，歌曲进入了整个华语音乐至今都难以企及的一段。这时，我转身看她，郑重地说，整首歌最最打动我的，正是下面这段，它只出现一次，在最后：

  “我每次听这首歌，都在等待这最后一部分的降临，我觉得崔健在唱‘陪伴着你’的时候，好像要哭了。太辉煌了，太悲伤了。”

  空空荡荡，这是暑期的校园。我们无所事事地坐在一起，我告诉她：“嗯，每次听到这句的时候，我都内心哽咽，这真是最感人的歌词和旋律啊。我真想跟你分享。你看，它只‘这样永远陪伴’，因为它‘最知道你的痛苦’。这样的句子不耍小聪明，不凹造型，是修辞的最高境界，它不是那些刻意写出的漂亮句子，它与它表达的内容直抵那最诚挚、稚拙的所在。”

  说完这些话，歌曲也行进到末尾，崔健的情绪已到达顶点。我发现在音乐声中，她眼睛有些发红，我很意外。在泪快要涌出的时候，她用手揉了下眼睛，看着我，说了一些话。我不打算在此转述这些话。

  她说了一些话，那时你按字面意思接受了这些话，这些话并不难理解。但你们分手后，再听《一块红布》时，你体会到那时的她是多么多么疲惫，面对两难抉择，她愿意爱你，爱那个忘我地与她分享《一块红布》的你，但她似乎开始碰触到一个极限，她感到无力、无奈。因为，就在几天前，你开始失眠，它激活了你大二整整一个学期的失眠记忆，你看着窗帘外渐渐变亮，恐惧、绝望，对她认真地说了一句话：“这里像牢房。”

  当这些对话发生后，我们知道，是该离开了。这场旅行的结局太黯淡了。可是，我们遭遇一个窘境：才住了十八天而已，连三个星期都没住满，可我们讨价还价下来的房租是整一个月的。

  我们联系房东，试图与他沟通，看看能不能退十天房租给我们，此时正是威海旅游旺季，我们走后，他可转手继续租给别人。十天不行，哪怕五天、三天也可，囿于金钱的我们，就是如此卑微。

  “一分钱都不能退，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们这些学生，真是的……”房东遂去抄水电表，计算费用，打算从我们的押金中扣除。我们显得很弱小，不退其实也找不出毛病，的确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让我们更加憋屈，有种哪里都不对的感觉，有种自我厌恶的感觉。

  房东去楼下的ATM机取钱，我们俩就在房间里待着，心累，眼看费了这么大劲儿的度假就这样收尾，不免感到心痛。不一会儿，房东回来，把水电费扣下，一小沓百元钞票，他当着我们的面，数了一下，确认无误后，递给我们。

  他又交代几句，便离开了。我整理刚接过来的钞票，突然，一种异样的不祥之感掠过指尖、心头。中间有两张一百元钞票的质感非常不一样，很诡异，一摸就知道是假钞。

  我当即跟她说了这个情况。她的反应出乎意料，她快速而用力地夺过这沓钱，夺门而出。我赶紧去追她。我可以感知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太反常了。

  我们追上房东后，她语气少见的强硬：“你给我们的钱里有两张是假钞，太明显了，就在这里，你自己摸一摸也知道这不是真钱。”她把那钱递上去。

  没有任何铺垫，房东一下就火了，说：“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先是提前退房，我大老远从家里跑来，现下去给你们抄水电表计费，取款，你现在说我这是假钱？我这是从ATM机里刚取的钱！”他的一口威海方言特别粗粝，接着说：“我说你们俩到底懂不懂事啊，假钞你该现场提出来啊，我都走了这么远了，你追上我，说这是假钞？你给我，我给谁去？你们刚才怎么不说？我哪里知道这钱到底是谁的？”听到最后一句话，我当即就什么都明白了。

  事实上，从她用力夺过钱到去追房东，再到此时此刻的争执，这些行为都让我吃惊，怎么说呢，不像她的风格。

  但她的动作太快了，以至于我都没跟上。在失控的她与房东对峙的刹那，我本能地想到自己作为男友，这时要果断地做些什么，换句话说，我要发挥只属于我的作用。这时候必须刹车，必须用厚重的被子盖住一场大火。

  我双手擎住她肩膀，看着她说：“没事没事，你看着我，这不是大事，这不是大事。”我已经觉出她并不单是因为这两百块钱而失控。我说：“你看，这没什么，等我们回到上海，一切如常。”

  我不想再跟房东说任何无谓的话，扭头对他说：“行了，就这样了，我们走了，明天就走。你也走吧。”房东看到她要哭了的样子，一时迟钝，我们转身离开，他轻声嘟囔，扬长而去。

  我们朝房间走了两步，她突然停住。然后，她终于哭了出来，其实也不是哭，眼泪是哗哗涌出来的。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含糊不清，话也说不清，边抹泪边呜咽地说：“他就是在欺负我们，他把假钱塞到真钱里，给我们……他把那钱放在中间，不让我们正真看到。他是在欺负我们……我们浪费了那么多钱，我们本来就没多少钱了。”说完，她又是一阵委屈的哭。

  我们还在走廊里，我扶住她的臂膀，平复情绪，逗她说：“嗐，你看，这不就两百块钱么，能咋地？要是一手都是假钱，照你这阵仗，不得打开窗户跳楼了？那可不行。以后我们都会赚钱的，以后再回想这事儿，都不值一提。是小事，小事儿！”她渐渐平静下来。我看她脸色发黄，她本来就不喜欢喝水，现在嘴唇都干了。我说：“咱们也别收拾行李了，反正还有的是时间，咱去学校新盖好的食堂吃饭！”她说：“那也行。”

  那食堂是我们毕业之后才竣工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楼起了，却轮不到我们享用。暑期的食堂，菜饭非常单调，傍晚更是如此。面对面坐下，我看着她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喝着小米粥，山东的粥本来就黏稠，她嘴唇还是干。她不时捋一下散了的头发，哭过的眼睛发红。然而，这一切都过去了，明天我们就离开了。她回上海，我回家乡。

  我想起本科毕业时，是我先离开的威海，她到绿皮火车旁送我，说到了上海，一切会更好。我又想起这大半个月，想起自己的强迫症导致的失眠，感到自己并非一个健全人，仿佛是她的一个拖累。我又感觉自己跟她好像走到头，遇到了困境，是以前没有过的，好像无法再继续走下去。“她应该比我还要累一些吧。”眼看下一个学期就要找工作了，时间怎么会过得这样快？两年前我们不是还在一起复习考研么？——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校园。为何一切变得这么快呢？

  她还在喝粥，不时拿起烧饼吃两口，像个小孩似的——这状态我好像在哪见过。蓦地，那个夜晚，荡秋千的孤独女孩，一下浮现在我眼前，甚至那寒冷晚风我都能感受到；紧接着，她刚才用右手食指抹眼泪（眼镜都来不及摘）的样子一并出现，她呜呜地说：“他在欺负我们……”

  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击中我，我鼻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清凉和灼热两种感受同时出现在面颊，我能感到面庞上有细细的泪水流过，但我眼睛甚至都没有眨——泪水是径自坠落下来的。不远处，阿姨收餐盘的声音传来，两个阿姨在聊天。为什么食堂阿姨的威海话听起来就厚道很多？

  她抬起头看到我在淌眼泪，我任由泪簌簌落下，轻轻地说：“我想起那天晚上，吵完架，你一个人在楼下荡秋千。”不知为何，说完这句话，我哭得不能自已，肩膀一耸一耸。旁边可能有人在看我，但我顾不了这么多。

  很长一段时间，他总在寻求一种语气，一种诚恳、反思和谦卑的语气。他尚未找到，他还在寻找。只是寻找的方向略有改变，他逐渐明白，这样的理想语气藏匿于与之相应的生活之中。于是，他找寻一种诚实、谦卑与自省的生活样态。

  在同济大学时，他们都要勤工俭学，晚秋的上海有湿冷的阴雨。2012年11月21日，她结束工作后，在瑞安楼前等他，打算一起去吃晚餐。他撑伞赶到，她指着地面，笑着说：“你看，像花儿。”什么花儿？“我在等你的时候，看到雨滴落在地面，在车灯的照射下，像五颜六色的花儿。”他扭头朝湿漉漉的地面看了一眼，说，是么？吃饭去。他将这个瞬间划过。

  他与她分手后，无意间看到她曾在这一天晚些时候记下了这样的话：“天黑了，雨下着，车来了，灯亮了，花就开了。”经过漫长的时差，他开始审视这些语词，在心中品咂，反复默念，如同念诵经文。每诵念一次，时光的风暴就在心底起伏一次。那是十年前的秋雨，他想。

  早稻田的夏天也下了几场大雨，他隔着公寓的落地窗，看着豆大的雨点落在阳台上，顿时炸成花朵。“花就开了。”他说。世界各地的雨，都会开花。他“重复”地体会到，生命中一些东西，错失了就永永远远地错失了， 任谁都无法改变。没有更多的话需要被说出，唯有沉默。

  有一天，在同济大学的宿舍，迷上摄影的她突然与他分享：“你知道么，布列松说过一个词儿，叫‘决定性瞬间’。”他当即记下了这个词，心想真是个极好的词语。她找出布列松那张怀抱玻璃瓶的小男孩照片给他看：“喏，决定性瞬间，平凡的瞬间，但却霎时抓住关键性的东西，使其成为永恒。”他说真好，伟大的摄影师也是思想家呢。

  他成为老师后，终于在学期行将结束之时，将“爱情，一个决定性瞬间”出成题目，交与学生，作为期末作业。后来，他决定也写一篇同题散文，写得漫长而疲惫。一些瞬间如闪电，将长夜照亮，他不得不睁开眼睛，注视这短暂亮光。

  ——他这才体会到前些日子，在日本阿智村仰望满天星辰时，那难以言说的震撼，该如何言说。在山间，他久久凝望的璀璨星河，未尝不是倾泻在他身上的爱之微光。这银河将一直存在，不会专为某个人而出现，也不会因某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它将一直在那里，为着愿意去注视它的所有人。只是，他感到内心也有一个相应弯成壮丽弧形的穹顶，一个小孩也在仰望着什么；但他又觉得这华丽的弧形穹顶又构成了一个深邃的空洞，他无法将其充实。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他体会到叙述本身就是权力操作：选择什么视角，择用哪些素材，如何剪辑和拼贴……因而，他有时在写作中，也感到虚伪。

  为了所忠实的生活样态，他坦言，这故事还有骇人的另一面，它被良好地隐藏了起来；而倘若不讲述这一面，那么整一个故事就是不完整的。一如他内心有某些已被自己永远损毁的部分，那另一面故事的核心，就叫“损毁”。他无力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