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历史与文化看似截然不同，但从所面对的问题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上看：没什么区别……

　　初元元年（公元8年），53岁的王莽以宗教符谶方式从刘氏汉朝接受禅让，成功称帝。

　　天降丧钟，汉朝已连续三代帝王绝嗣。汉成帝纵欲无度，暴死床第，无后；继任的汉哀帝是个同性恋，无后；再继任的汉平帝少年夭折……这在人们心中都是很“邪门”的事。加之人们都相信“五行相生相克”的宗教理论，也即金木水火土各自代表的王朝必须要更替，如汉朝为火德，所以注定要被土德王朝代替。所以，皇帝接连绝嗣的“邪门事件”与五行理论都让帝国臣民相信这预兆“刘汉气数已尽，新王朝即将诞生”。作为在朝廷与民间都被高度称赞，又是帝国最高权臣的王莽，就自然成了人们心中新帝王的不二人选。一些投机者顺势制造“天令王莽称帝”的符谶及流言，使其泛滥社会。

　　对于政治上的王莽“篡位”，当时人民的普遍反应是接受这既成“事实”。毕竟政治斗争离人民太过遥远，大家除了口头牢骚、根本无权参与政治。所以，人民更关心的是当下自己美好生活能否延续，以及能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预期。因经济繁荣，人们都对未来抱有乐观情绪。

　　称帝前，王莽执行铁拳打击贪官污吏，变革习俗以改良社会风气等施政措施，这都收服了大量民心。王莽对社会丑恶的零容忍态度，使他不惜赐死犯法的家人们。这空前举动，使得整个帝国臣民无不钦服。

　　除了，极少数权贵试图裹挟人民来反抗王莽“篡位”，以恢复刘氏帝位，但都失败了。一股皇族后裔叛军进攻即墨城，守城的刘殷--也是皇族后裔，却坚闭城门，拒绝叛乱。等平叛后，刘殷将自己锁在监狱里，听凭王莽这新皇帝发落。最终，王莽赦免了刘殷。

　　历经几代西汉皇帝的努力，汉朝东、南、西、北的边境族群几乎全都选择臣服。这种臣服不是传统那种慑服于王朝的武力，而是真心诚意被天朝上国所给予的财富与文化吸引。早期，汉朝的确对不臣服的边境族群都采取过武力征讨，但过后又立即以“贿赂”方式馈赠大量财宝，而收买了当地贵族。大部分地方贵族发现仅用当地的土特产来上贡，就能换回汉朝皇帝赏赐大量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奢侈品--这是极好的“生意”。有些贵族甚至一年多次跑来上贡……这种模式就是现在的“胡萝卜+大棒”政策。

　　帝国最关心的还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族群，他们往往会摧毁帝国。汉初，刘邦御驾亲征却差点当了匈奴人的俘虏。继任的汉朝皇帝都对匈奴人进行了局部反击，在汉武帝时进行了空前大反击。尽管如此，草原部落的威胁仍未解除。直到其内部发生分裂冲突，瓦解了自身。战败的南匈奴投降汉朝。一度称霸草原的北匈奴却在公元前43年的“奥克莫克火山大喷发”时几近族群灭绝，连最后幸存的首领也被汉朝西域官员诱杀。至此，汉朝突然完全没了草原部落的威胁。

　　随着经济发展，每个人、每个经济群体、每个地区、每个阶层等等，都因不同的发展速度而在社会上表现为贫富分化问题。

　　做生意的总归比其他人富裕，城市人总归比农村人富裕，官员总归比平民富裕，大城市人总归比小城市人富裕，文化精英与技能人才总归比普通劳动者富裕，世袭家族总归比平民家庭富裕，中心地区人总归比偏远地区人富裕……

　　农村人因种种原因开始大量变卖或抛弃土地，转行加入帮会（古代非制度性行业协会），参与商业贸易，比如矿业、渔业等。或加速迁徙，纷纷涌向城市谋生。也有因为旱涝等自然灾害而丧失土地的流民，形成规模化流浪，他们往往是直接引发地区暴乱的群体。更多人是因为债务问题破产而被动丧失土地，积年累月，破产者成了这些群体的主力。随着大量人失去土地，少数人就成了这些土地的新主人。新主人凭其经济实力而跃居为“地方豪强”，他们与地方官员很有紧密的联系。这是古代的“土地兼并”问题。

　　于此同时，往来街衢的官员与商人们，炫耀着权力与富裕。住大宅、吃美食、衣着华丽、进出马车、玩亵少女。

　　在这些权贵与风月场合里，人们看见了道德堕落与犯罪滋生。所以，人们往往将其视作败坏社会风气的“源头”。

　　闹市街道，跪着大量衣衫褴褛的乞丐，躺平晒太阳的懒汉与失意者，以及穿破旧衣服干苦力活的底层劳动者。

　　抢劫、凶杀、偷盗、非法卖淫、拐卖人口、诈骗、恶霸等，各类丑恶现象与日俱增。

　　在这些暴力分子中，有些被人们戏称为“游侠”--隐喻主持正义。地方官员对“游侠”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偏打击态度。通常，需要这些人来维持地方治安，又非常警惕他们挑战自己威信。少数游侠会袭击官员，民间为此叫好。

　　贫富分化，自然又生出广泛的“仇富”意识。商人们首当其冲。平民与很多官员将其视为问题根源。

　　因贫富分化而衍生的各类社会问题，一直让抱有“公平、正义、均富”社会梦想的人们极度不满。

　　权力越集中，透明度越低，社会舆论越被压制，官员们就越会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来为自己谋私利。贪污公款，，受贿行贿，利益互换，买官卖官……

　　极权体制的官员，围绕他们身边有大量的“裙带关系”者。有一些时候并非官员主动索求，而是来自这些人的直接行贿。人们主动行贿的目的当然是有利益诉求，包括最常见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诉求，也有暂时没诉求而作为长远关系维护的--中国人叫“人脉”。一些受官员秉公办事而受益的人，事前事后也会主动去贿赂感谢。

　　人们不行贿，官员不受贿，两者不形成互动关系，似乎双方就不能在这个社会真正生存下去。

　　当互动仪式完成后，便是参与者背后的彼此蔑视与咒骂，以及广大事外人民的“义正言辞”的声讨。

　　声讨者只是该事件的事外人，所以能“义正言辞”。一旦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个人立即主动就去行贿受贿，成为参与者--然后被广大事外人民声讨。

　　它就像一个环圈，人民被困在里面，受这套游戏机制摆布，而没人能跳的出来。在历史长河里，形成死循环。

　　讽刺的是：腐败正是将这个生锈的权力机器重新运转起来的润滑剂。只有当相关联的人们都受益时，才能凑成一件事情的办成。至于这个老机器产出的是合格品、残次品、假冒伪劣品或毒品，其后果就只能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共同承受。

　　从刘邦建国起，官员贪腐问题就一直存在，且很严重。大到丞相家庭，都不能避免。皇帝对贪官也是深恶痛绝，往往被举报查证的都会被判死刑，还常会连带家人也被刑罚。汉武帝及之前时代，不少丞相因此丢命（与政敌“黑吃黑”有关，当然自己也的确不干净），以致于皇帝需要再任命丞相时，有被指定的人吓的哭的稀里哗啦。

　　面对社会层出不穷的事件，执法者习惯于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是最常用手段。仅朝廷允许的“合法”刑讯手段多达数十种，这还不包括更多官员自己的“发明”。大量无辜者受害，有些甚至在结案前就被逼死在监狱，或沦为残疾。官员制造冤案的动机当然是为自己政绩，掠夺私人财产，接受贿赂，或出于报复他人等目的。汉代官方在自己宣传材料里“委婉”的称其为“吏治”。官僚的，无疑让民怨沸天。尽管皇帝们不停下诏试图纠正司法问题，但本质上皇帝们更钟爱这套体制与“酷吏”们，因为体制在维护其威权，酷吏们帮其坚定维稳社会。

　　人们对吏治厌恶更多表现在其日常生活里的专横跋扈。人们发现这些官家人随意殴打、欺侮大家；动辄以人们违法为由就进行罚款、没收货物、拘留等处罚，若人们与其争辩，往往只会被处以更重的惩罚；官吏们要求人们守法，但自己基本从不守法，我行我素，人们敢怒不敢言，除了一些受害者才会“喊冤”；官吏们经常向人们撒谎来许诺更好生活或一定解决实际问题，但过后会立即不承认或者拒绝再见面；官吏们自认为是“爷”，人民是“孙子”，所以要高人几等，故而强迫后者必须要“听话”，屈服自己……

　　汉代的酷吏们，不仅整人民，也整其他官员。著名的“巫蛊之祸”里的主角：江充，就是个连皇后、太子都不放在眼里而敢于政治斗争的人物。江充斗太子，直接引爆汉武帝与太子之间的血腥兵斗。战败的太子一家三代人都被满门抄斩，皇后自杀。后来汉武帝悔恨，又将江充满门抄斩……皇帝赐予他们权力去这样做。一旦被酷吏们盯上，任何人都常意味着“家破人亡”。

　　皇帝们喜欢酷吏，有些正因其“暴行”而直接被从地方官员火速提拔成中央的高级官员。这无疑是皇帝向帝国臣民亮出自己施政理念的最醒目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一直有奴隶制存在，甚至延续到了晚清时代。通常，这些奴隶被叫做“奴婢”。男的叫“奴”，女的叫“婢”。

　　汉代奴隶人数是空前的，约占总人口的5-10%之间，即高达300-600万。

　　奴婢们丧失人身自由，成为奴隶主的一份财产。据文献记载，当时有专门的奴隶市场。奴婢们与牛马一样被圈在一起，等候主人拍卖。奴婢们没有组建家庭的权力，其孩子依然是奴隶主的财产。奴婢们被主人强迫劳动，备受肉体惩罚与人格。很多不堪受辱的奴婢选择自杀。政府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侵犯人权现象熟视无睹。帝国只有法令保护奴婢的生命权，但对剥夺自由、人身侵犯及强迫奴婢父母与子女分离等都视为正常。就失去人身自由、强迫劳动及商品化等特点来说，奴婢就是奴隶，没必要辩解。

　　帝国奴隶大多数来源于本族群，这与其国家制度有关。帝国一直有惩罚罪犯家庭的“连带责任”制度，所谓“一人犯法，全家受刑”。这就造成大量共同生活的亲属都沦为奴隶。

　　再后来，随着经济上的破产家庭剧增，这也导致了大量家庭变卖自己及儿女，沦为奴隶。一些资料似乎暗示：西汉后期的奴隶大多数来源于破产家庭。

　　侵犯人权的奴隶制是与儒家文化完全背离的，所以长期以来社会都有强大声音呼吁国家废除奴隶制。

　　帝国需要奴隶，源于它的国家制度。除了前面所说的政治上需要以“连带责任”来恐吓国民，另一点是与它的兵役制度有关。秦汉兵役的一大特点是：有相当大比例的囚徒士兵。这些囚徒，实际就是奴隶。汉代一些大战役征用的囚徒人数超过10万。为支援前线倍的人数维持供应线--服徭役。这也需要大量奴隶。

　　帝国的这种兵役制度，使其确保了在战争时能紧急征用到大量人。刘邦深知秦将章邯正是动用这些奴隶，一度下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反秦起义。

　　帝国对这些做出贡献的奴隶是有褒奖的，可以令其重回自由身份。前提是：他们还能活到战争结束。

　　从利益角度而言，奴隶主是非常不情愿自己的奴隶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帝国战争或知悉皇帝大赦等来重获人身自由。

　　如前面所述，能有机会获得人身自由的基本都是男隶，而女隶则绝对没机会。

　　即便其真被释放，因女性没有谋生能力，所以必然被迫重新依赖奴隶主才能生存----经济依赖型奴隶。

　　由经济原因而造成人身自由变相被剥夺的社会现象，现在仍广泛存在，如体制内的铁饭碗，或996的高薪公司等。

　　男女失衡问题很突出，民国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农村男光棍比例超过20%。这一数据有助于我们评估汉朝日益严重的光棍问题。

　　光棍问题的产生，与汉宣帝下令兴起的婚庆改革有莫大关系。此前，中国人结婚很简单，男女家庭谈好后仅需象征性礼品就完成婚礼，不存在彩礼、婚宴等额外巨额开支。汉宣帝开启热闹的婚庆仪式，这让家庭的结婚成本急速上升。女性进一步被物化为商品，彩礼是明码标价。为维持可供吃饭的家庭人口数量，穷人家庭常会溺死超出养活数量的女婴，这在和平时期造成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也在刺激结婚成本的走高。于是，娶不起媳妇的家庭开始逐渐增多。

　　所以，帝国里一直有这种强大声音：一边是社会上大量的男光棍，一边是奴隶主家里圈养的大量剩女。这种“阴阳失衡”问题，不仅是人道灾难，也因人为破坏运转世界的阴阳规律而搅得国运不宁。

　　总的来说，中国人对奴隶态度并不显著存在其它文明那种种族、阶层、种姓等歧视现象。

　　商人群体的膨胀，势必要求拥有更多政治权力，而这是帝国政府非常忌讳的。在汉朝，两者甚至爆发武装冲突。当然，结局是商人们战败。

　　商人们拥有比平民更深刻理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独立意识，以及应变生存的技能。这是他们切身经历所总结的经验。

　　商人们既不甘愿成为政府的牛马，也不会放弃自己常被平民仇视的“堕落”生活。对于政府与人民期待商人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惰于处理，有些嗤之以鼻。所谓“义不经商”，这是成为中国商人的第一原则。为富不仁，是政府与人民抨击他们的常用语。

　　商人是一个囊括五花八门行业参与者的大群体。行业之间有极大的跨度性，这就塑造了大量个性特征非常不同的细分人群。所以，不能用单一特征来给他们画像--尽管大众就喜欢用一个特征模子来给他们“画像”。

　　很多商人是中间商，他们靠低价囤积货物、高价卖出来获利。这是正常生意模式。一些商人参与的是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盐、布帛等。无论是在低价囤货期，还是高价售卖期，只要超出平民的预期买卖价，都会被非议。一旦有灾荒、兵乱等突发事件，导致供不应求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即物价成倍的飞速上涨--商人们就，这显然会引发政府与平民的极度愤怒。大量买不起食物与衣服的人，就只能挨饿受冻而死。这就不再是普通经济问题，而上升为严肃的政治问题。

　　商业里的行业种类非常多，有些行业商人赚的钱甚至是被政府与人民公然敌视的，如：民间的高利贷。

　　政府深知如民间信贷等特殊行业对人们所造成的重创，很多清廉官吏对其深恶痛绝。

　　商人们的富裕生活模式，大量欺诈、过度营销、套路、卷钱跑路等的行商模式，污秽的模式，以及贪嗜、的纵欲行为等，显然在平民对比自己清贫生活时，只会进一步激起社会戾气。

　　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为商人垄断，如矿业、盐业等，这也令政府非常恼火。政府认为这一些行业应被其垄断--也即国有化。这样会让政府能有一份稳定又多产的税收。当国家准备发起战争而要紧急筹集巨额资金时，国有单位能迅速满足其需求。但现在这一些行业都为商人所有，指望靠他们来紧急筹集巨资--不太可能。商人们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他们当然反对政府与人民“争利”，坚定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有关特定产业是该国有化还是民营化的争论，在汉代一直很热（至今依然）。汉昭帝时，政府为两派代表在中央政府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事后，将各自观点辑录成名书--《盐铁论》。

　　政府一直试图驯服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强制他们为其服务。后者要么屈服，要么被消灭。

　　既有文化因其有着外部权威而被人们广泛相信，如儒家权威的孔子，道家权威的老子，等等。

　　政府尝试过创造新文化，但发现新东西往往因缺乏外部权威支持，而得不到人民认同。一些小试点，后来演变成了闹剧，而被终止。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信，更不会按照自己制定的高标准来规范自己行为。

　　皇帝，本应君临天下；皇后，本应母仪天下。这是文化对两人极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但现实里，两人做不到。很多甚至完全相反，以凶残、等而臭名昭著。

　　文化给予了人们独立思想，以及高于政府的神圣角色存在，如神灵、精神导师等。古代中国常爆发的宗教反叛，就源于人们更相信神灵而非皇帝；有知识背景的官民对政府的公开批评，就源于他们更相信孔子。

　　汉武帝开始以官学模式将儒家文化扶正，但皇帝们很快发现儒生却成了抨击自己执政问题的社会主声音。

　　政府希望社会文化能在人们意识里植入它的威权观念，却常发现社会追捧的是反对威权。顺民的故事没人看，杀贪官的故事却被人们热传。

　　为此，政府雇佣了大量吹捧自己的所谓“公众人物”，给予其金钱、社会荣誉、官职等奖赏。尽管这些人擅长造谣、吹捧政府、丑化批评者等，但对社会文化的改变毫无作用，反而徒增人们对政府的厌恶。被收买的人，有些在政府尖锐的派系斗争里站错了队，后来就被新掌权者给杀掉。

　　不过，有一点政府与人民预期倒是一致：那就是同样痛恨腐败堕落的社会风气，包括奢靡、低俗等。

　　事实上，我们大家可以将这些被反对的文化叫做市井文化。喜欢黄段子的人，远比喜欢《论语》的多。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是社会主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虽然市井文化在古代也是主角，但至少在贵族场合里还是被明确禁止出现--违背礼制。随着贵族阶层的消失，社会回到人民手里。于是，市井文化也就自然“晋级”为正统国家文化的一部份，而被广泛认同。

　　汉朝社会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被处在当时时间里的人们认为正在日益堕落，热衷低俗。

　　无论汉朝的人们喜不喜欢儒教，认同或反对其理念，但有一点是共识：作为帝国主体民族的华夏族，这是一个来自儒教文化里的宗教族群概念。

　　民族，是一个18世纪才被创造的西方概念。汉人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之一，但也晚至东晋以后才形成。汉朝的汉人是国籍身份，不是民族身份。当时有近似的民族概念，就是儒教传下来的：华夏族。

　　华夏族是宗教族群概念，这就使得汉朝人理解的华夏族与现在人理解的华夏族非常不同。

　　一类以司马迁为代表，认为华夏族就是包含所有人类的大族群，因为大家都可追溯到一个共同的上古祖先--黄帝。黄帝，在当时是神灵身份。黄帝的孩子们迁徙到世界各地，于是就有了各个族群。其中，生活在中国（世界中心之意）、保留其祖先记忆与文化的族群，就是他们这一支华夏族。其他族群是暂时丢失文化与记忆的华夏族分支，故而被叫做蛮夷。一旦蛮夷重新认祖归宗到“黄帝”一系，那么就理所当然被视作“同胞”。司马迁是以宗教观点来解释人们认知里的族群。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直接将匈奴列入黄帝后裔。

　　另一类坚持认为“华夷不同”。华夏族就是华夏族，蛮夷就是蛮夷，根本就不同。儒家的公羊学派就主张这种观点。在汉朝对外扩张时，时常能听到名将陈汤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他们是明确主张华夏族与非华夏族要做隔离。

　　尽管有这两种对立观点，但在具体怎么样处理民族关系上，两者中的多数还是倾向于“汉化”--即通过文化教育使其融入到华夏族里。

　　但这类主张并不能适应真实的政治环境，所以帝国与边疆族群的武装冲突不时爆发。

　　这种政策带来了一定时期的和平，但并没有真正打消那些对其他族群持怀疑态度的人的顾虑。

　　汉元帝时，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奥克莫克火山喷发，这直接引发了当时草原最强大的北匈奴集体向西迁徙。但其选择了一个错误时间。因冬季提前一个季度突降，匈奴人在迁徙时意外遭遇了致命的极端暴风雪天气，以致于全族几近灭亡。此次天灾人祸，使得匈奴总人口损失可能高达70%。

　　已臣服汉朝的南匈奴重新迁移北去，成了草原唯一霸主。但因人口过少，实际上不敢挑战汉朝，而仍作为臣子。

　　但这并不会消除匈奴人试图重回昔日帝国的愿望，也不会让汉朝里仍对他们持怀疑态度的人打消顾虑。

　　汉武帝之前，匈奴在西域诸国建立了牢固的朝贡体系。当匈奴人南下入侵汉朝时，其军队里就有一大帮作为仆从军的西域兵。

　　随着最后一个北匈奴首领被汉朝的西域官员诱杀，此后匈奴人对西域诸国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新的匈奴王试图在这块失地上重建起往日帝国荣耀时的朝贡体系，于是就对相关国家采取了政治争取。

　　乌桓国成为典型。乌桓人迫于匈奴王要挟而供奉税赋。后来汉朝官吏强令禁止乌桓人再这么做，于是乌桓人就暂停供奉。很快，他们便遭到匈奴人报复。贵族与人民被杀、被掳掠。匈奴让乌桓人出赎金，但接受了赎金而拒绝放人。该事件延续到了王莽时代，之后匈奴人迫于帝国压力才同意释放乌桓奴隶。

　　事实上，匈奴王在当时是有理由重建朝贡体系的。这源于汉朝在处理匈奴臣服时采取了一个“奇怪”方式：将其置于天子之下，国王之上的新设特殊位置。所以，匈奴王在贵族等级上是高于西域诸国国王一级的。按其理解是能够获得后者贡赋。即在西域诸国上面建立其双重朝贡体系。

　　人们担心匈奴人的重新崛起，害怕早中期汉朝曾遭受匈奴人的残酷侵略又会回来。那些记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王莽深刻洞悉那个时代的致命弊病，于是他决定直面问题，尝试对其做根本性改革。

　　他很自负，因为在此之前他凭智慧、暴力连续击败了一众威胁者。这政治胜利，让他相信自身接下来的改革必然注定“胜利”。

　　王莽颁布了一大堆以“复古”周礼为名的改革政策，来针对性解决一个或几个混合的社会问题。

　　他个人因完美的古代君子形象而受到帝国上下追捧。现在，人心向往“民风纯朴”的古代来解救腐败的当下社会。所以，王莽打起“复古”旗帜，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所有的领域做全面改革。起初，这些政策能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同。

　　王莽以复古为名对汉朝留下的所有官名、政府部门、城市名字等都进行了改头换面。要么恢复周代名称，要么新设或裁汰。大司农更名为纳言、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

　　只有与过去历史做割裂，强制给人民灌输“新”历史--一套经过政治审查而精心设计的“新”历史，以改写人民的认知与记忆，这才能利于新政府统治。

　　那些旧王朝的官名、制度等，无时无刻不在将人们与过去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勾起大家回忆。

　　所谓“思旧”，实际是人们对现政权的不满。慢慢的变多人思旧，那么就非常有可能点燃革命火种。

　　王莽知道必须要先清掉人们对汉朝的“思旧”意识，新植入自己是新朝的子民意识，以确保他们从思想上永远忠于自己与新朝。

　　为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商业问题、官吏腐败等，王莽以恢复周代制度为名，将土地、货币、金融、矿业等经济要素，基本都实现国有化，这能够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实践”。

　　王莽将土地国有化，然后将征收上来的土地分配给那些无地、少地的穷人。严令禁止他们再将其抵押变卖，确保家家有土地，能解决最低温饱问题。

　　王莽将信贷国有化，人类能从国有单位借贷货币。他尝试消除此行业的高利贷商人对人民的剥削，以避免更多家庭破产，穷人冻饿而死，或沦为奴隶等的社会悲剧发生。这样也有助于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

　　王莽命令各地方都建立起国有物资收储中心，将矿业、盐业、林业、酒业等都国有化，名曰“六莞”。通过建成国营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它实现了政府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力。王莽理解这样的经济行为是：1、强国；2、均富。

　　王莽及人民对大商人都抱有很深的成见，后者在经济上时常借机“”，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支配相关官员、形成腐败利益网或政治联盟，有些直接试图索要政治权力。将这些产业国有化，也就等于消除了令新政府及人民有恨意的大商人群体。

　　王莽坚信：官员与商人必须隔离，泾渭分明。掌握公权力的“士”，不能让手上有钱的“商”，给污染。官员与商人，是人生道路与志向截然不同的群体。当官就不能想着发财做商人，发财做商人就不能想着去当官。商人必需要跪服官员。官员必须要消灭商人试图直接或间接获取政治权力的意图。

　　经济国有化，是为与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相匹配的。这是一个被儒家《礼记》所描绘的社会：没有私有制，只有公有制；一切因私有制而生的贫富、阶级等社会罪恶，都将被消除；人们不分彼此，都是兄弟姐妹……所谓“天下为公”。他们称它为：大同社会。大同：人人相同。

　　王莽是笃诚的儒家信徒，对此深信不疑。它的那个“大同社会”之梦，一开始便赢得了广大士农欢迎。

　　整个西汉时代，皇帝们都不断在进行货币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汉武帝时实现了货币国有化，从此帝国通过独家铸币权而垄断了社会财富。王莽的新朝继承了这套货币国有化制度。

　　但王莽将汉代货币改成传说中的周代五种货币：金、银、龟、贝、铜，以及其他类货币，共计达28种。

　　货币变样的直接作用是将社会的所有财富都搜刮到新政府这边。因为旧货币被废除，所以那些拒绝新旧货币兑换的人会立即破产。

　　它的另一作用倒是历来鲜有提及：这实际也是为解决旧王朝遗留下来的腐败问题。

　　由于需要兑换新货币，那些藏有大量旧王朝货币的贪腐官员，一下就将自己的脏款数量：暴露无遗。过期不兑换或少兑换，那么脏款将化为乌有；如果多兑换，那么就等于将自己的腐败所得暴露出来。

　　所以，王莽的币制改革不是简单的“恢复”周代货币，而本就是藏有精心设置的反腐技术手段。

　　王莽是虔诚的儒教信徒，相信仁治，所以对汉朝的法家吏治制度非常厌恶。早在他还是丞相时，就废除了部分刑罚制度。他靠着想象中的仁治社会，来尝试重建国家官僚体系。

　　王莽要求国家对新官员的选拔，特别注重它的“品德”方面。那些在地方有良好声誉的人，直接被选为地方官员。若是儒家子弟，更是加分项。

　　王莽对汉代权贵几代人世袭制度非常厌恶，因为这与儒家要打通阶层流动、实现人们共享公权力的愿景完全背离。所以，王莽亲自鼓励与邀请庶民阶层的人来加入新政府。

　　王莽将官员薪酬统一上收为中央政府发放，以名义上的对其薪酬做中央保障，来期望杜绝他们对地方人民的剥削。

　　这不仅有助于消除部分腐败，也能因控制薪酬，而极大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人身控制力。

　　为实现儒家理想中的官民互爱目标，王莽破天荒的将原本官员的固定薪酬再次改革为考核制的动态薪酬。即，地方官员薪酬与当地人民收入挂钩。当人民收入增长时，官员能够获得一份奖金。

　　当然，王莽设置它的更重要目的是：当人民收入下滑时，官员必须扣减薪酬，以与人民共辛苦。

　　给官员大降薪，这是薪酬改革里的重中之重。它似乎与社会文化里的“清官”形象是一致的，即清官也应--清贫。生前“两袖清风”，死后“家无余钱”。社会意识--民心如此，王莽也在满足人民心理预期。

　　通过动态调整薪酬这工具，王莽设想官民能“同甘共苦”，以最终实现互爱目标。

　　王莽明着是在遵从本朝教科书《尚书·禹贡》里的记载，重新将中国化为九州，以及1800个行政单位。

　　通过大规模打散原汉代的行政区域划分，实际是为了达成两个目的：1、瓦解旧王朝留下的地区利益圈子；2、瓦解旧王朝留下的庞大刘姓贵族集团。

　　中国一直有强烈的地域政治特色，即在官场：某一地区的人占比会较多，占据核心岗位，彼此以“籍贯”形成一个共同利益体。在外界看来，这就使它有了显著的地域色彩。

　　籍贯，是中央政府人为划分的。涉及籍贯的行政区域划分，可大可小，时常被调整。籍贯，先天性赋予人们“家乡”意识。人们是被动接受者，但却被“家乡”情节所深度捆绑。官员、商人、平民，无不如此。无论是在官场、职场，还是生活里，人们常把“籍贯”优先放在自己姓名前面，或单独成语作着重表达，以突出他的归属感。在这互动仪式里，一来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炽爱，二来寻找可能有利益交集的同乡人。

　　这种地域政治特色，使其从大到中央、小到地方，无处不在搞地域政治，无处不与其他地域集团发生或明或暗的冲突。

　　西汉时期，帝国大致定型了13个类省级单位的“州郡”，以及类市级单位的100多个县。

　　因“地域性”，就在帝国行政内形成了地域官僚派别，最终不断上演“败垮塌”事件。

　　王莽通过打乱重编全国行政区域，将原来“大家乡”给极力分散化为“小家乡”，从而尝试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破旧帝国留下的地域利益圈子，以解决严重的地区败问题。

　　在他们观念里：这帝国是他们先人们流血获得，所以帝国是其私有财产。他们并不会因为书上理论或公开宣传那样：真正将“天下”或国家视为人民所有。相反，人民在他们概念里更多是偏奴隶概念。

　　他们这个贵族，与后来新晋的贵族非常不同。他们先天就有高人一等的特权，并受自己帝国皇帝及法律的隐形保护。所谓隐形保护，即他们犯法后本应受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应惩罚，但通常会得到官吏庇护而被减轻刑罚、赦免或隐匿犯罪。汉代史料里不断记录到：贵族杀人本应偿命，但他们最多被皇帝谴责，及象征性的罚没财产、取消荣誉或迁徙处罚等；大多时候，他们的犯罪行为都被相关官吏长期隐匿。他们对那些新晋贵族有鄙夷态度，认为后者即便获得再高头衔也得跪拜自己。

　　有赖承平日久，到王莽新朝时的刘氏宗族人口已高达9万人，而整个帝国总人口也才6000万。

　　庞大的宗族人口数量，使其成员遍布帝国的各个阶层、领域与地区。宗族成员的身份横跨政、军、学、商、土豪五大类。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官吏，从军事首领到下级指挥官，都有其成员。文化界、宗教界、学界、商界等，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些人还是这些群体里的中高级领导人。尤其是在地方，他们往往是该地区的主要领袖，也即：土豪。

　　其他刘氏贵族们，即便自身并非这样的身份，但也凭借祖先光环，而与当地官、商等都很有紧密的联系。

　　散落在帝国各个行政区里的他们，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细密、高韧性的权力蛛网。利用能利用的一切，来严密监控国家与人民，保护自身利益。这本就是其开国祖先刘邦所设计的：依赖庞大宗族来控制帝国。

　　有些人又明确反对他，对他的政令采取消极不配合态度，散布对他不利信息，甚至发动武装叛乱。刘向就是代表之一。他是皇室宗亲，在官场、学界、文化界、宗教界等都非常有一定的影响力。刘向一生都在反对王家，时常引用宗教符谶来攻击外戚专政。王莽当政后，力排众议而拒绝让他入仕。随后两年，刘向在怨恨里去世。《战国策》，为其遗著；《山海经》《春秋谷梁传》等受其整理而传世。

　　对任何一人的处理，都会让其他成员高度怀疑这是专门针对他们这一群体而发起的政治清算。

　　所以，王莽不能公开表现意图，以防双方关系突然恶化。后者要集体暴乱起来，极易让新帝国就此垮掉。

　　事实上，王莽对这个庞大利益群体照顾的非常好。他将自己孙女嫁给禅位的汉帝，继续原封不动的保护整个刘氏宗族的私人利益。

　　王莽通过恢复周礼里的诸侯制安排，实际将那些已构成金字塔形的刘氏利益集团都给原子化处理。原本100多个大小利益集团，就此迅速被原子化为1800个单位。随着他们之间的权力扁平化，旧的具有隶属关系的金字塔型利益体也直接解体。

　　周后期的姬家宗族正是因为各地后代的权力扁平化，最终为外姓崛起创建了机会。赢秦、姜齐、酓楚，受益于此。

　　汉武帝通过“推恩令”来实现权力扁平化，从而肢解了令中央政府忧虑的宗族地方割据势力。

　　所以，采取这种安排可以不动声色的、和平的、一次性解决他所忧虑的庞大刘姓旧贵族集团问题。

　　早在王莽还是丞相时，就大规模修建学校，普及教育。他要求地方官员一定要按照儒家记录到的周代标准，将学校下沉到最底层的农村地区，以保证连最弱势的人群都有权接受教育。

　　学校教科书基本都是儒家经典。政府这样设置的目的并非希望我们大家都成为君子，而是希望有能提升全民的道德水平即可。

　　尽管西汉王朝在汉武帝后将儒家文化扶为正统，但并没有在国家层面真正树立起其权威地位。朝廷里有大量反儒的贵族，民间几乎都是不识字的文盲。

　　法家的愚民思想：即政府应禁止给人民传授知识，让其保持愚钝状态，这样更加有助于控制……

　　普及教育，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其经费要由国家财政负担。这还不是一笔小经费，而是大开支。一想要花钱到这方面，皇帝们带头不乐意。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军队身上。

　　文盲的文化，就只有各类民间宗教信仰了。人民的精神世界，几乎都被宗教人士控制。

　　王莽的社会文化目标当然是儒家理想社会里的“人人知礼”，而非低俗、混乱的市井文化。

　　在政府层面，他新创宗庙雅乐《新乐》，以向官僚们作有政治含义的文化象征示范。即要求他们重回正统礼教文化，净化内心，提升道德修养，以消除自己正沉溺的市井文化兴趣。

　　在社会层面，他对有违儒教道德标准的很多市井文化直接取缔与禁止。对违反周礼文化、有损道德、败坏社会风气的人，施以严厉惩罚。

　　比如，周礼规定男女有别，走路时也得分开，各走一边。到西汉时，大街上早已是男女混路。王莽对此非常恼火，命令官吏将违礼者直接投进监狱。

　　王莽称帝第一年，就将这些神灵后裔敕封为公、侯，让他们侍奉神灵庙宇里的香火，以求降福于华夏大地。

　　王莽自认为是黄帝神灵的后裔，且最终将如黄帝一样“乘龙升天”。为此，他兴建神仙台，尊崇宗教术士。黄帝是当时的“土德”神灵，土德是“黄色”，所以他要求天下人必须将“黄色”定为生活与习俗里的第一色彩，来替换原来火德汉朝的“红色”。

　　再后来，他向国民公开推崇人类将有“三万六千年”的民间传说，并下令每六年改元一次。三万六千岁（年）的宗教概念源自中国的天干地支历法：每六十年一循环；六十年又恰好对应人生从出生到老年的生命周期线。所以，中国古人确信这里必有内在的神秘机制关联，而上升为至今仍痴迷的术数宗教文化。

　　汉代臣民非常迷信宗教，此时的儒教也高度融入了宗教元素在里面。如，大量儒士非常推崇：天（昊天上帝）+五帝（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的宗教神灵文化。很多儒士还痴迷于宗教符谶，如强华。正是他献上谶讳之书《赤伏符》，里面有“刘秀”发兵平乱天下的文字，这才让刘秀“名正言顺”的称帝。此前，刘秀是更始帝的将军，后者已自动续为汉朝皇帝。刘秀得此“天书”后，人们便“信服”他才是真命天子，而不是反皇帝的“乱臣贼子”。

　　所以，宗教文化无形中被上升为“国家意识”，成了自己得以开国的“政治思想”。

　　如果宗教文化在人们意识里淡漠下去，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王莽自己获取帝位的方式会“失去合法性”。

　　所以，王莽必须要不停的给人们灌输这套宗教文化--国家意识，才能确保自己皇帝位子的政治稳定。

　　王莽是笃诚的儒教信徒。商周都是神权王朝，王莽看中了里面的神权统治而试图重建自己的神权政治。但他可能没理解透：儒教是具有很强的反神权思想的。

　　这在于：1、作为帝国皇帝，他仍需要强迫极恶犯罪者沦为奴隶的刑罚制度，来威慑社会；2、高达数百万的奴隶突然被解放，意味着国家要立即承担起这些人的一切生活支出；而这将是一笔巨额开支，现政府仍未做好财政负担准备；一旦政府不能承担这笔费用，那么他们很容易在饥饿驱使下变成暴力份子，或活活被饿死；3、使用这一些奴隶的都是社会中上层，多数都是帝国贵族及官员；这些人是王莽控制与管理国家的主要力量；他们将奴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么解放奴隶就等于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所以，王莽担心一旦奴隶被宣布无条件释放，那么便会立即激起官员们的集体叛变。

　　王莽采取了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即他希望拥有更多时间来完成解放奴隶的目标。

　　古代中国的族群问题与现代国际问题还是非常不同。现在，我们将中国视为世界诸国里的一份子，大家身份平等，所以有关问题被称为“国际问题”。但在古代，中国皇帝是世界唯一首领，其余族群都应属于他的子民。臣服与不臣服，并不影响中国人自己这套“天下”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

　　所以，咱们不可以将古代中国与边疆族群的关系，简单套用现代“国际关系”来讨论。然而。很多中国民族主义份子却喜欢采用这套西方话术。

　　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使得皇帝在处理自己所遇到的族群问题时，经常是一种复杂方式。即，当中国王朝强盛时，那么边境族群理所当然被视为带有同胞性质的子民（国民）；当中国王朝弱势时，那么常将边境族群视为“外国人”。

　　孔子在《论语》《春秋》等里有涉及“民族性”概念讨论：“尊华夏族”是鲜明立场。但并没明确表达“华夷关系”究竟如何。所以，这就导致后来人们被分化为非常不同的两派：一种认为华夏族与其他族群都是共祖的“黄帝”神灵后裔，所以应该积极融入其他族群，协助他们共同“文明化”，成为一家人；另一种认为华夏族与其他族群就是不同，所以必须隔离。

　　但他又是继承了多族群国家的皇帝，所以在政治上又必须将“蛮夷”纳入自己帝国体系里。

　　所以，他决定极速推进周边族群的华夏化过程，而一改西汉王朝那种“缓慢”平和态度--随其自然造化。

　　王莽借着新登帝位，于是命令使臣们携带新帝国印信给周边族群的国王们，收回并销毁原来汉朝赐予的印信。

　　王莽在换印信时，将所有番邦国王的等级都降一级，大多被矮化为地方诸侯，取缔他们的独立政治体，而纳入到帝国行政管理。

　　王莽坚持认为只有纳入帝国行政管理，才能协助这些族群迅速实现“华夏化”，从而永久性的解决彼此之间的潜在冲突风险。

　　于是王莽又设计将匈奴人一分为十五，通过肢解其部落政治体来实现帝国对他们的有效控制。

　　最后，王莽干脆绑架了匈奴王儿子，以扶植他为新匈奴王为名，来试图再次控制匈奴人。

　　王莽的国家改革激起了全社会与周边族群的集体暴力反抗，这是其始料未及的。人们以恢复旧王朝--汉朝的名义，群起暴动，如同国民革命。这与后世自立为帝的王朝更替非常不同。最终，叛乱者攻陷长安，诛杀了王莽，续上一个新汉朝皇帝。

　　要说王莽改革运动失败的直接肇因，必须得从其没有处理好边疆族群关系说起，一种特色的中式国际关系。

　　王莽要加速华夏化的改革，引爆了东、南、西、北，几乎所有域外族群国家的大叛乱。

　　首先是西域邦国的大叛乱，接着是北方匈奴恢复对帝国边境的抢掠杀戮，接着东方高句丽等反叛，紧接着西南诸国也跟着叛乱。

　　王莽立即从全国征调数十万士兵及百万徭役，赶赴北方边境支援，准备远征匈奴。

　　但混乱的补给线，使得边将士卒们长期得不到足够军饷与粮食，于是大量叛逃，落草为寇，反而袭击边境。

　　为威慑匈奴，王莽又强迫高句丽等东方番邦协助出兵。对方非常不情愿，以致于大量士兵一到边境也落草为寇，袭击帝国边境城市。处理这紧急事态的帝国官吏也具有激进民族主义思想，认定蛮夷本性就“狡猾与野蛮”，怪罪番邦。于是又升级为帝国与高句丽等东方番邦战事。

　　王莽不得不在帝国内部四处筹集与调动兵力及物资，东、南、西、北，疲于奔命。

　　商人们赖以为生的行业一个又一个被被剥夺，连他们积累下的财富也在货币改革中损失殆尽。于是，大量商人与依附其生存的产业劳工开始失业。失去财富、陷入贫困的商人们，也就失去了他们往日通过经济优势来直接或间接索求政治权力的欲望--而这，正是王莽与帝国政府所想要的结果。他们中很多人就转身为土匪，在帝国境内四处抢劫，袭击官兵。参与土匪的人规模可能高达百万，几乎无处不有，特别是在山东与湖北地区很严重。山东一伙土匪演变成著名的“赤眉军”，他们有盐业背景；湖北一伙土匪演变成著名的“绿林军”，他们有矿业与渔业背景。土匪们平日烧杀抢掠，像绿林军还很喜欢掳掠女人去淫乐……这就导致帝国出现严重的“匪患”问题。

　　王莽的国有土地政策，原是希望保护农民有最后一碗饭吃。但他忽视了农民之所以变卖土地，正是因为土地是他们在遭遇经济困境时，唯一可变现的有价资产。由于王莽禁止农民变卖土地，所以当蝗灾、旱灾等发生，或其他令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的事件发生时，农民们除了抛弃土地逃命外，就无另外的自救能力。于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四处逃亡、常年逃亡。其中相当多本能的涌向帝国首都--常安。王莽的国有土地政策，是凭借国家暴力直接无偿征收自那些土地大户。这等于是以国家名义来抢劫了他们的私人财产。于是，地方豪强们也集体敌视王莽。

　　王莽为打击腐败，建立起由中央发放官员薪酬制度，这立即引发地方官场灾难。因为新制度需要一套全新的会计制度，以及高效的支付机制。但当时社会根本就不具备。于是，帝国的大量官员被拖欠工资，有些被欠薪达半年以上。官员们就本能的将黑手伸向当地人民来渔利；有些地方官位长期空缺，治安无人管理；王莽强令官员们降薪，这只是加大了他们向当地人来勒索的力度……

　　王莽建立起的国有化信贷与物资储备制度，很快便被官员们发现这是掠夺当地人民的最好工具之一。当人民有需求时，他们没选择权，只能找垄断信贷与物资的官员。手握大权的官员，便肆意增加利率、克扣物资、要求贿赂等。他们成了新的高利贷者，只是以“国家”为名。

　　王莽的国有化经济大改革，没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贪腐、商业等问题，反而直接引发了全民赤贫。

　　为进一步威慑人民，强迫大家服从他的个人威权与政策，王莽兴建起了庞大的社会监控网，大幅扩招类警察的官吏，来监视人民。以前，他反对这吏治--警察国家制度，现在他成了这套制度的坚定维护者。

　　地方官员们纷纷将自己地区的土匪问题、流民问题、治安失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等，采取瞒报、少报来敷衍，更多愿向皇帝上书歌颂“形势一片大好”。比如，王莽听闻大量流民涌入常安，但地方官却反馈：流民已得到很好救治，吃的白米饭，喝的浓肉汤……

　　面对这些乱政与恐怖行径，文化圈的名儒们多选择不合作态度，而远离朝廷。这无疑让自诩为笃诚儒家信徒的王莽，在社会舆论前大失颜面。

　　就经济政策而言，儒家属于市场经济自由派，反对经济国有化--即以国有化为名，实则做“与民争利”的事。西汉《盐铁论》里支持商业自由的一派，正是儒家子弟。

　　王莽的土地国有化、解放奴婢等，都带有以剥夺后者主要财产的意图，最终是为大幅削弱其社会影响力。而吏治改革、行政区域重划等，都带有瓦解刘氏这一共同体目的。

　　王莽的这些政治伎俩，刘氏权贵们看的一清二楚。起初，他们还将王莽当作自己人，抱有美好愿景；后来才发现王莽一称帝，照样也要奴役自己，权力自身就会将人扭曲的“判若两人”。现在，他们决定公开反叛。

　　他们凭借自己是旧王朝黄金家族后裔这社会影响力，很快便吸引来了大量叛乱分子。

　　原皇族后裔的刘玄，被绿林军等簇拥为皇帝，名为汉朝更始皇帝，开始作为各路义兵的共同领袖。

　　更多反叛者，纷纷起来趁机报复地方官员，要么杀掉，要么胁迫参加叛乱。往日嚣张跋扈的官员们，此刻全然变的胆怯如鼠。反叛者们在城头重新竖起汉朝大旗，但只孤守自己地盘。实为隔岸观火，以为战后政治上投靠获胜一方做准备。

　　成为皇帝的王莽，自然不例外。王莽的将军们一度下去了各主要地区的叛乱。但王莽又担心这些人功高盖主，可能威胁自己统治。于是，将其来回调换战场，或调回中央，或直接给前线将领下达作战命令等，这最后导致一度稳定的局面，后因几次军事失利而全面溃败。

　　在这全国混乱期，焦虑的王莽又将引爆国家内乱的各种经济与行政政策，一概废除。同时，宣布大赦天下，以幻想叛乱分子们就此能自动瓦解，各自回归日常的商业与农耕生活。

　　此刻的王莽，愈发迷信，寄希望于神灵拯救。他组织起更多宗教法事活动，只要听闻能逆转局势的法事都能够尝试，比如有人建议由王莽带领众臣民皆哭，以感动苍天，获得福佑。虔诚的王莽真就在法坛上哭的凄惨，几度晕厥。

　　王莽不知道的是：一旦人们对威权者的“禁忌”观念被打破后，那么人民就不再畏惧独裁者。现在的人们，将其视为仇人，而非以前那种令其崇拜、敬畏与恐惧的“皇帝”。

　　王莽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共富、均富”目标，却导致“全民皆贫”，最终落得如此结局。

　　改革，是一个听起来美妙、进步的词汇，令人有破除旧问题，迎接新社会的想象。

　　这些失败性的改革，不仅没有给国民带来期望的福祉，反而是将所有人拖向地狱，如贫穷、饥荒等。

　　源于人类社会的一些问题，是必然存在，也即痼疾。目前没有办法解决，只能适应性的去缓和矛盾，但任何消灭它的尝试都将摧毁社会自身。

　　贫富分化问题、贪腐问题、司法问题、人权问题、商业问题、文化问题、族群问题等等，依旧深度困扰这世界。

　　王莽的教训：违背经济自由化与公民自由的改革，无论再怎么“尝试”，领导人抱有多美好的幻想，沿用那老一套的方式去“修修补补”，最终都注定失败，注定给自己国家与人民带来更深的苦难。

　　追求公平、正义、富裕的社会目标，并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野心，而是源自拥有权力的人民自己去筑梦打造。